大唐法制设计，遵循的原则是：“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，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。”

这和西方近现代普世法制设计的“法无禁止即可为，法无授权不可为”既有相似之处，又有很大不同。

西方法制设计的两个规范对象，一是私权，二是公权。也就是私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其核心前提是法治：法律至上。

崔秀宁当然很清楚，法律至上的法制设计思想，到底有什么优点和缺点。

优势很明显，就是达到了私权和公权上的某种平衡，公权为合法私权服务，概括理解为：合法的公权既保障合法私权之权。

也就是法律至上，私权为重。

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皿煮自由主义。

按照这个理论，政府完全是为了保障合法私权而存在。政府的公权力必须受到合法私权的严格制约，凡是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，政府就不能干。即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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